施寄青 (一个争取女权运动的知名作家)

近代为了争取男女平等,  女权运动兴起！

在台湾早期,  参与女权运动的知名人物很多,  她们不辞辛劳,  不畏男性的强权压制,  尽力为女性争取男女平等！前副总统吕秀莲就是其中之一！其次还有知名的名作家施寄青等.......

所以施寄青是台湾知名女权运动者及作家,  但多年以前,  她不幸因心脏病过世,  享年68岁。

年轻一代的,  可能对她印象陌生！但其实,  现在的台湾社会,  我们所拥有两性的自由平等权利,  就是靠这些勇于争取自己权益的斗士们,  一点一滴的努力,  累积而成。施寄青就是这样的一位斗士！

根据很多统计报告,  现在有一部份适婚年龄的男女,  不知道是因看破红尘、或对婚姻这条路,   感觉所负的责任太重、或其他原因,  他们宁愿选择同居、晚婚、或什至不结婚！

施寄青认为我们现在的人生旅途,  结婚,  或不结婚？对我们来说,  可能已经不再是像旧时代那样, 适婚年岁龄一到,  就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但如果通过时光坠道，跟随着那些曾经有过不幸婚姻经验的前辈，才发现在他们那个年代；这不仅仅是一个要或者不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关乎未来人生选择的问题，更可能是改变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施寄青就是因为婚姻这件事，而改变了她的一生！

施寄青，陕西省华县人，1946年出生。 1949年随父母逃难离开大陆,  来到台湾。后来她父亲又返回太陆，母迫于生计，于是改嫁,  以致她的童年是在外国人办的“希望会”孤儿院渡过。

她从小就酷爱读书，每当放学，别的孩子们都已回家，她却常常喜欢到沿途的书店，因为没钱买书,   就只好去书店,  翻阅一些她所感兴趣的书刊，一直读到书店打烊，方才离开。

到她中学时，她就已能写言情小说，之后进入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就读。

她的性格豁达开朗，文学造诣很不错。大学毕业后，曾与台湾的一位外交官结婚，婚后数年，随夫婿旅居国外。后来因为外交官的先生有了外遇而离婚。然后，她就带着两个儿子返回台湾。

这时她经过一段痛苦的反思，对失败的婚姻，痛定思痛，不抱怨，也不屈服，决定坚强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同时她还找到了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那就是担任台北市建国中学的国文教师。

在教学中，她善于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因此提高了学生的升学率，备受学校师生、学生家长的喜爱和尊重。

同时她在教学之余，刻苦学习英语，从事翻译。随后已经翻译出版的书有《印度之旅》、《南与北》、《反败为胜》、《紫色姐妹花》等六十多本书，被人誉为“翻译界第一把快枪手”。她的著作《走过婚姻》一书，上市不到一月，便再版六次，轰动全台。

又她也在热心社会活动，并且加入“妇女新知基金会”，任该会董事。她尤其关心离婚、丧偶以及在生活中受挫的妇女，她还积极创办了台湾的“晚晴妇女协会”，扶助及辅导遭遇婚变的妇女，推动女权运动，成为一位有影响社会的女权运动家。

她经常利用大专院校讲坛及电视台讲演的机会，唤起受挫妇女，重新站立起来。同时她无论是在写书或演讲时，她的语词犀利无比，而且她更鼓励女性，勇敢告别不幸福的婚姻，该离就离，因此她甚至还被封为”离婚教主”！

她曾经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挫折是不会打倒人的，只有自己打倒自己。” 她的这种掷地有声的语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她反对选美活动，认为“身体的美丽是暂时的，最不可信赖的，唯有厚植内涵的实力，才能在社会上生存”。她希望女性不要企盼以身体的美丽,  去作进身阶梯，而要以充实自己的才华和内涵去奋斗！

施寄青最著名的名言就是：

”有婚姻就会有外遇，外遇和婚姻是并存的，相始相终。只是，在面对外遇时，我们必须要知有所取舍。”

面对婚变，施寄青说： “感谢小三『资源回收』“，而造就了她的成就。

她也以“杂交是天性、一夫一妻是神话“ ，为情变下了注脚。

施寄青描述自己时说，“我的灵魂是宙斯，身体是维纳斯。我雌雄同体。“

对于婚姻，她说，"一个不幸的家庭, 会制造另一个不幸的家庭，这是可以验证的因果率。"

施寄青也认为，"女性与其把婚姻和情爱摆在人生第一位，耗费一生精力而徒劳无功，不如好好珍惜自己，造就自己."

但她也曾说过，“女人如无法经济独立、情感独立、意识形态独立，那就什么也甭谈。“

她既是心疼女人，也不断强调女人可以靠自己活出自我，拥有的精彩人生。

有人说，她是一个“会让全台湾男性都阳萎的女人“，

她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固然引起正反两面的评论，却也反映出女人们压抑在心中、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渴望，她的语言与性格就像是女人寻求解放的具体实现，传送着两性之间一种：

“上床“与“下床“皆是自由的性别平等！

附錄一段施寄青与马英九的小故事：（当时马英九是台北市市长）

那天回家后看到电话答录机有人留言，一听竟是马市长，他为延迟我的退休案子道歉并祝我退休生活愉快，我高兴的跳起来。

我跟马第一次接触是在为慰安妇义卖时，那次义卖十分成功，李敖也很有面子，义卖后，由商周老板出面请我们这些幕后功臣吃饭，马那时无官职，才从法务部长退下，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闲差。

席间，他正好坐我旁边，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有他这位帅哥坐旁边，秀色可餐，我会多吃两碗，我知道他是一本正经之人，绝不喜欢人家开这种玩笑。

不久又因司法改革委员会募款，请他来，我也是来宾之一，我们俩人又同桌，他又坐我旁边，席间他一直为在座的女士们服务，十分亲切周到，反而坐我对面的苏贞昌，我还曾到屏东为他站过台，他面对我这种女强人，一时不知如何反应，除了点头致意外，就再也没交集。

许多男人看到我，特别是男性政治人物、学者、专家，他们唯恐说错话，遭我当面修理，常是保持客套，绝不多言。

马却不把我当异类，只当是一般女性打交道，我向他提到当年他做法务部长时，我由叶菊兰陪同去见他，要求政府修民法亲属编一事，他还记得。

除此之外，我们两人并无任何私交。

我退休后，有次在建中附近的面店吃面，与我在孤儿院时的学妹不期而遇，她也任教职，她很不客气的对我说：「听說妳是用特权退成的。」

我当场怔住说：「我怎会用特权退休？马英九是不沾锅型的人，何况我对他没什么利用价值，我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从不表态支持谁，除非他们是为妇女权益出过力的。马市长犯不着为我违法失职吧！我原任教的国中搞丢我的资历，难道是我的错吗？」

我说出这段故事是说明马英九并未特别关照我，对我的退休网开一面，他只是负起行政单位失职的责任而非要我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