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前常听人说，“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是有个典故：
因当年胡适名声响亮，一些文坛政坛意料之外的人士，常把这句话挂在口中，炫耀和胡适的关系，以求提高自己的身价。所以这句话，是嘲讽那些喜欢攀龙附凤者的风趣语录。
说起胡适，一般人对胡适的评论，大多认为：胡适这个人，既具有讲求儒家忠恕之道的君子风范，又有西方翩翩绅士的修养，同时在他所有的讲演或写的文章中，很少恶语伤人。
然而从二十年代开始，当时中国有很多青年学生，左派作家等，不断地用各种非常激烈，恶毒的字眼来骂他，但他从来都不回骂。譬如鲁迅写那么多骂他的文章，他也从不回答；共产党怎么恶毒的批判他，他也没有对毛泽东，或中共讲过非常难听的话！
但据说，胡适可能讲过最令毛泽东生气的一句话是：有一次记者问胡适，“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做事，他是不是你的学生？胡适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胡适说完，后面又加了一句，我想，这句话可能是胡适一生中，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 ” 估计这句话后来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当毛泽东掌权后，就非常果断地，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最大，最彻底的批判胡适运动！
所以解放后的中国, 一般老百姓，除了跟胡适有过接触，读过胡适的书的一些老一辈的人除外，一般人对胡适的了解，都只是在批判运动中，被共产党所塑造的那个胡适形象：卖国，买办文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战争罪犯，战争鼓吹者！
其实毛泽对胡适的评价，是这样说的：“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我的一生中，对胡适的印像最为深刻，但并不把他当作偶像。因为从中学开始，我就喜欢读他的著作，尤其他的“胡适文选”，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最爱！
从他的著作中，我获得很多有关思想上的启发。他早年提倡白话文，并且赞成西化，但是他的写作和生活的态度，仍然保留了不少中国的故有的传统文化气息。就以婚姻而论，虽然他也谈过不少次的恋爱，但他一直遵守他母亲的庭训，始终如一地与他的元配夫人，不识知无的江冬秀女士，相守白头偕老。虽然他们两人的文化水平相去太远，但他并不嫌弃她，这是他多么令人值得尊敬的地方！
(二)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 1962年年2月24日，逝世于中华民国台北。
1910年8月，胡适从上海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年7月，在美国留学7年后，学成归国，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
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五四运动时期，他首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在新文化运动中得享大名。
李敖曾经在早期的台湾文星杂志，発表过一篇“播种者胡适”的文章，文中李敖是这样评论胡适的：“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可是从报章上、谈天上、“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流言上，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基本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民国初年，胡适来美国留学，最先是在康奈尔大学学农，后因兴趣不合，而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修读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追随哥大杜威博士，研习他的实证主义哲学。所以胡适的思想受到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甚多，他时常告诉青年学子，在做学问或做人处事时，要牢牢地记住：“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
这四句话，对我来说，一生奉为圭臬，真是受用无穷。
其次他也曾经大声疾呼，告诫年青人，为人处世，一定要做一个独立特行的人。在此所谓的独立特行，并不是与众不同，而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他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有他自己的是非对错标准。不要盲从，不要迷信，不要崇拜偶像；只有这样你才不会人云亦云，常常被别人牵着鼻子跑。
(三)
胡适的这一生中，爱情坎坷，他跟韦廉斯有过初恋，跟陈衡哲有过爱恋，和陆小曼有过暗恋，而他真正爱恋的，应该是曹诚英，当时他们爱得披肝沥胆，刻骨铭心，但却因胡君有妇，在那个思想保守年代，他们的爱情，当然难有善果。
传闻中，胡适与曹诚英相恋，一度曹诚英因别人毁谤她，气得要上峨眉山做尼姑。这件事，在胡适1940年年2月25日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吴健雄女士（按：吴健雄是胡适的学生，曹诚英的同学和朋友）说：友人传来消息，佩声（即曹诚英）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人伤感，佩声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诗云：
孤啼孤啼，
倩君西去，
为我殷勤传意。
道她未病呻吟，
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
弃家弃职，
来到峨眉佛地。
慈悲菩萨有心留，
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只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
曹诚英有出家念头时，胡适远在大洋彼岸任中国驻美大使，已经鞭长莫及，幸亏其兄曹诚克劝她下山，才没有削发为尼。 1941年年春，吴健雄再次传递了曹诚英的讯息。吴健雄在致胡适信中说：“连接佩声信，历述三年来苦况。伊身体素弱，近更百病皆生。据其他同学来信云，佩声肺病已达第三期，令人闻之惊骇！佩声之聪明才能，在同学中不可多得；惟不能驱情魔，以致怀才莫展，至以为惜！伊每来信，辄提及三年来未见先生只字，虽未必如此，然伊渴望先生之安慰告知“
胡适于是托吴健雄带一封信给曹诚英，并附上300元美金：
若还与她相见时，
道过真传示;
不是不修书，
不是无才思，
绕清江，
买不得，
天样纸！
多么凄艳的情诗，多么令人感叹心酸！
(四)
1917年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归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乃聘请他到北大任教。他这时即大力提倡白话文，鼓吹白话文学，并提出写作白话文的“八不主义”：
一，不言之无物。
二，不摹仿古文法。
三，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四，不作无病呻吟。
五，不用滥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俚语。
但是时至今日，有些人在写作时，都还无法避免这“八不”。他若地下有知，也只能徒呼奈何！同时他也发起用白话文写新诗创举，他出版的“尝试集”，就是他的杰作；也是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新诗创作！ “尝试集”中我最喜爱的一首：
老鸦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他还写过一首白话打油诗：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
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相传胡适为了提倡白话文，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天胡适在北大讲演，豉吹白话文的好处，有位对文言文死忠的学生，问胡适：“你说白话文有这么多好处，难道就没一样坏处吗？譬如打电报，白话文用字多，就要多花钱。对吗？”
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几天前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
几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我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12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电报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接接着他解释道：“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
胡适与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截然不同，他们曾密切合作，却又互有批评。 1958年年4月10日，胡适就任中研院院长。蒋介石在胡适就职典礼上，赞扬胡适品德，并勉励中研院"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蒋介石致辞后，胡适随后上台回应，两度直指总统“是错误的”，强调中研院应该“为学术而学术”。据说，蒋介石为此气愤至极，在日记上写道，这是他“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胡适“真是一狂人！” 那天他甚至气愤到睡不着觉。
有趣的是，当天典礼过后两人合影，蒋介石正襟危坐，反观胡适翘着二郎腿，洒脱自在。雷祥麟说，胡适当天的致辞经人录音记录后，再由胡适亲笔修饰。他本来是以口语说：“总统对个人的看法有错误。” 在化为文稿润饰后，则为“不免有点错误。” 后头还说：相关文件曾在“胡适与蒋介石”特展展出，“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
(五)
以下系摘自维基胡适轶事：
季羡林曾评价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并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以致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者称为“太监”的起源。
胡适与傅斯年的友谊亦是众人皆知，而两人的机缘的起因在于北大时期。时傅斯年21岁，胡适26岁。当时胡适任职北大、并作为哲学史的教授，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对于胡适没接续前任教授，讲解的商朝哲学史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感到不满。
先前傅斯年曾经替班级禀报教授不适任，进而替换教授，因此班级希望傅斯年再向校长禀报一次。傅斯年听了几堂课后对同学说：“这教授虽然书读得不算多，但至少没出现什么错误，诸位就别闹了”。此事让胡适感激不已，时常称傅斯年为“保驾人“。
胡适喜欢玩一种称为过五关的骨牌游戏，在1946年6月24日的日记，还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单人游戏。 1960年11月23日，雷震事件发生时，胡适因心情不好玩此戏解闷。
晚年胡适和李敖有一段往事，当时李敖作为学生比较穷。 1961年10月，胡适就写了一份信并附送的1000元的支票并邀请李敖双十节后去玩。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胡适曾于1939年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六)
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徐志摩那样多情，郭沫若那样势利。在北京，胡适家里每到星期六总是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他尽力解答。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也有人只是去问候，他便报以零零散散的闲谈。客人辞别后，都有不虚此行之感。
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有一次幽默杂志《论语》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的为人可见一斑。
有件事最能说明胡适的作风，也就是他与街头小贩的友谊。袁瓞是个卖芝麻饼的，空闲时也读些有关政治的书。有许多问题使他困惑，却想不出答案，于是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不仅热情的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后来，袁瓞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胡适出门，总先写信通知袁瓞，以免袁瓞枉跑那么远的路去。有一次袁瓞以为自己生了鼻癌，后来才知道不是，胡适替他写了封信，介绍他去看医院，并且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他从未计较过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都尽全力帮助。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发怒易，发牢骚更易，但平和待人，谦和做事，则是十分之难。
(七)
另外两个人们用来评价胡适的词，就是“善良”和“正直”，这里就必须讲到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了。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非常欣赏。 １５岁的他十分想见见这个新派领袖长得什么样，所以他装上电话后，一时好玩，就给胡适拨了一个电话：
“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听到是一个孩子在讲话，胡适有些发懵。 “您是谁呀？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啊！”
“宣统？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我听到你说话了，但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你有空来宫里，让我瞅瞅吧！”
不久，胡适就来到宫里拜会溥仪，这时的溥仪一身平民的打扮，桌上放着《晨报》、《英文快报》等报纸和杂志。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溥仪最后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现在还要浪费国家的钱，心里很不安。我本想独立生活，但老人都反对，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了依靠！”
胡适答应以后多找一些书给溥仪后就离去了，但是这20分钟的会见却激起了胡适对溥仪的同情。不久，这件事情就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批评轰然而至，最激烈者，恐怕就是鲁迅了，但是胡适却一点不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
不久，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几乎所有的人都拍手称快，只有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现在看来，在那个军阀当道的时代，敢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更需要的是“勇气”。
(八)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时，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于南港中央研究院。
一代学人往生，举国同悲共哀！蒋介石送来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我只觉得，他带着那么多遗憾离去了，也许还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缘，伴着胡适，静静地躺在:台北市南港绿草如茵的胡适墓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