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5日星期四
胡适的“怕太太俱乐部”
胡适的“怕太太俱乐部”，这个典故，其来有自！ 要知道它的详情，这当然要从胡适说起：
近代知名学人胡适博士，怕老婆，曾经名闻天下！ 这是因为：
胡适13岁，就由母亲作主，与小脚江冬秀女士订了婚。
因为江冬秀的舅母, 是胡适的姑婆，两家既是亲戚，又门当户对，同时八字还很特别合, 于是便订了婚。 但两人从订婚到结婚的14年间，竟然从未见过面，当然更别提有没有恋爱了。
胡适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份“婚约”，那是为了要孝顺母亲！ 因他幼年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 一手将他抚育成人。 所以他对母亲是百依百顺, 竭尽孝道！
订婚后，胡适先去上海，后又去美国读书。
开始，他还与江冬秀通过几封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信是越来越少，而谣言却在家乡越传越多，说是胡适娶了外国的洋婆子，不会回来了 。
江冬秀坐不住，也顾不得还是没过门的媳妇的颜面，有事没事就到上庄胡家跑，帮婆婆做家事。 江冬秀的这番苦心, 得到了胡母的激赏。
于是胡母亲左一封信、右一封信的催胡适赶快回来完婚。 胡适虽然实在不想结这个婚，但却为了不让母亲大人失望，他以一种“舍身取孝”的精神，在二十七岁那年终于回到了安徽老家。
这年冬天，胡适和江冬秀结婚了。 胡适在新房门上自嘲地贴了一副对联：
上联：“三十夜大月亮”，下联：“二十七老新郎”。
在当时兴早婚的徽州，二十七岁的新郎就算老的了，而二十八岁的新娘，已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新娘了。
婚后，江冬秀侍奉公婆，更是孝顺得体。 虽然她很能忍，但也绝非老实可欺。 属虎的她，将属兔的胡适，管得一生都没脾气。
1918年冬，江冬秀从老家来到北平与胡适共同生活。 一个小脚女人，大字不识几个，从乡下来到京城，现在还走进了当时一大堆知名的文人圈里，照理说应该胆怯，或者说畏畏缩缩才是！ 但江冬秀却没有，她反而以一个女主人的姿态, 与京城的一帮子作家、教授打交道，她不造作，不虚伪，完全以本色示人，将日子过得风生火起。
1923年秋，胡适到杭州疗养，江冬秀不放心胡适的起居生活，特意写了一封错字、别字连篇的信给表妹曹诚英，托她帮忙照顾一下表哥的生活。 曹诚英是她与胡适结婚时的伴娘，此时正在杭州读书。
可是让江冬秀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杭州的风花雪月, 让表哥和表妹, 掉进了西湖的温柔乡里，“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两人瞒着她，堕入 情海, 做了一对要死要活的鸳鸯蝴蝶。
江冬秀得知此事后，终于发威了。 胡适刚回家，她便一声“虎啸”般的吆喝，把毫无准备的胡适吓懵了。
到底是知识分子反应快，回过神来，当即抵赖，死不认账，并做出一脸无辜的样子，说是冤枉好人。
这时江冬秀也横了脸，说：“半斤鸭子四两嘴，你至今还嘴硬，你诚心要娶你表妹，就将我娘儿俩先杀了。” 她手里正抱着哭得小 脸通红的儿子。
胡适这时也犯了牛脾气说：“别拿死呀活的吓唬人，有本事你就……” 话还没说完，只见江冬秀从桌案上抓起一把裁纸刀，高举过头对着儿子：“不如我先杀了他, 再自杀，省得我娘儿两个碍着人家讨小老婆。” 胡适顿时吓得脸都变了色，大喊：“冬秀，你可别胡来！冬 秀，你别乱来呀！”
江冬秀哭着说：“就让我娘儿两个死给你看。” 这时早有家里佣人过来, 一把抢走了裁纸刀，可是江冬秀并不罢休，又抓起一把剪刀朝胡适扔了过去，剪刀差一点戳伤了胡适的脸，这一吓，让胡教授好生胆寒，就差点没跪地叫姑奶奶了。
经此一劫，胡适与曹诚英并未就此收心，他们仍保持着通信联系。 尽管他们刻意避着江冬秀，但曹诚英的一封信，还是不知为何落到了江冬秀手里，信中说：“我们在这个时期通信，很要留心……糜哥（曹对胡的昵称），在 这里让我喊你一声亲爱的，以后我将规矩地说话了。”
江冬秀听人念着那句: "让我喊你一声亲爱的"，简直气疯了。 那天她将胡教授从床上拎了起来，打开大门，面对四合院里的左邻右舍，大喊大叫：“……你这个大学者、大文豪像什么话，人前人五人六的， 背地里拈花惹草，吃着碗里的，霸着锅里的。你让大家评评理，这么肉麻的信是人写的么？”
弄得胡适脸上青一阵紫一阵。
江冬秀并没有就此放过曹诚英。 后来，曹诚英在四川谈了个男朋友，有一次，江冬秀在麻将桌上正好碰到了那个男朋友的表姐，她便将曹诚英骂了个狗血喷头，表姐赶紧回家叫表弟退了婚。 曹诚英受不了这个打击，跑到峨眉山要去做尼姑……
江冬秀的大名和胡教授怕老婆的“新闻”，就这样同时传了出去。 那些在家受气的太太们，纷纷来请她拿主意。
梁实秋为了娶新派小姐，要与元配程季淑离婚，程季淑哭着来找江冬秀。 江氏拍案而起，鼓励程氏打官司，还自愿出庭作证，最终梁实秋败诉。 此案轰动京华，江冬秀的名气一时不让大学者胡适。
因此胡适怕老婆的事, 名闻天下！
但在男人的社交圈子, 传统的观念, 说男人怕老婆是很没面子的事！
不知是否为了这原由, 于是胡适大量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根据他“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治学方法, 得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苏联3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 由此，胡适还发表了他的怕老婆宣言：
一, 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而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集权专制的国家。
二, 成立一个“PTT俱乐部”。 有一天，胡适邀请一班朋友聚会，并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枚纽扣，上面有3个英文字母PTT。 “PTT”是：“怕太太”的拼音缩写。 因此成立了一个怕太太俱乐部, 之所以成立怕太太俱乐部，就是为了让大家不再为惧内行为感到羞愧。
三, 倡导新的三从四德：
新三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
新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
在心理学上，这些行为都是胡适为自己“惧内”的合理化表现，为的是获取阿Q似的精神满足。 面对悍妻，胡适从不敢坚定自己的选择，只会选择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逃避策略。 这，正是他退缩型人格的悲剧。
胡适少有的反叛行为，当他在青岛大学教书时，对沈从文追求张兆和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与其说这是他对自由的认可，倒不如说是他对爱情的呼唤。
然而，胡适自己，却用“惧内”的标签, 将自己的退缩性格合理化，放弃任何反抗，而与江冬秀的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延续一生。
2024年4月14日星期日
胡适的爱情之路，不胜坎坷！
（一）
我的一生中，对胡适印像最为深刻，但并没有把他当作偶像。 虽然从中学开始，我就喜欢读他的著作，尤其他的“胡适文选”，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最爱！
从他的著作中，我获得很多有关思想上的启发。 他早年提倡白话文，并且赞成西化，但他的写作和生活的态度，却仍然保留不少中国故有的传统文化气息。 这是令我敬佩的！
民国初年，胡适来美国留学，最先是在康奈尔大学学农，后因兴趣不合，而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修读哲学博士学位。 他曾经追随哥大杜威博士，研习他的实证主义哲学。
因此胡适的思想，受到很多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 他时常告诉青年学子，在做学问或做人处事时，要牢牢地记住：“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
这四句话，对我来说，一生都奉为圭臬，真是受用无穷。
其次他也曾经大声疾呼，告诫年青人：“为人处世，一定要做一个独立特行的人。”
在此他所谓的独立特行，并不是与众不同，而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他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有他自己的是非对错标准。 不要盲从，不要迷信，不要崇拜偶像；只有这样你才不会人云亦云，常常被别人牵着鼻子跑。
又就胡适的婚姻而论，胡适与江冬秀，早年由双方家长出面订了婚。 不久之后，由于江家不断催促，要办结婚喜事，时正在美国读研究所的胡适 ，为了遵从母命，不得已特地由美国赶回家乡，与江冬秀办完结婚喜事！
胡适当时在新房门上自嘲地贴了一副对联：上联：“三十夜大月亮”，下联：“二十七老新郎”。 在当年兴早婚的徽州，二十七岁的新郎就算老的了，而二十八岁的新娘，就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新娘了。
胡适一生，虽然他也谈过不少次的恋爱，但他一直遵守他母亲的庭训，始终如一地与他的元配夫人、不识知无的江冬秀女士，相守白首偕老。 虽然他们两人的文化水平相去遥远，但他并不嫌弃她，这又令我敬佩不已！
据说，胡适在北大教书时，课堂上若有风，而临窗有女生，他会走过去关上窗户。
1955年11月， 张爱玲到纽约，与胡适见面两次后恰逢感恩节，胡适打电话约张爱玲跟朋友们一起吃中国馆子，因怕她“一个人寂寞”。
由此可见胡适的细心、体贴、绅士风度，但凡跟胡适打过交道的女性，多对他留下极好的印象。 而那些爱过他的女子，也一生怀抱温暖。
因此胡适一生，极有女人缘，这可能是源于他这种关心女性的天性！
胡适的这一生中，虽然谈过多次恋爱， 但他的爱情之路，却不胜坎坷：
他跟韦廉斯有过初恋，跟陈衡哲有过爱恋，和陆小曼有过暗恋，而他真正爱恋的，应该是曹诚英，当时他们爱得披肝沥胆，刻骨铭心，但却因胡君有妇，在那个思想 保守年代，他们的爱情，当然难有善果。
（二）
先来谈一谈他与韦莲司：
1914年胡适在美国纽约州康奈尔, 参加一个婚礼, 邂逅了韦莲司（Edith Williams）女士。 韦莲司比胡适大六岁，但他们一见如故，彼此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韦莲司是一位自由创作画家，她的父亲则是康奈尔大学地质学教授。
此后，他跟韦莲司彼此鱼雁往返。 在胡适心中，视韦莲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范。
“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项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 、魄力、热诚于一身者，唯一人耳。” 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
从此他俩在月下散步，湖边谈心。 韦莲司是学艺术的，正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胡适的文化底子是很厚，所以他们谈论艺术、谈论天下大事，渐渐的感情越来越深。
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与韦莲司同在纽约，因此他们经常约会，也经常通信，胡适在短短两年中竟写给韦莲司100多封“情书”。
有一次他们在纽约曼哈坦区韦斯莲的寓所，第二次见面。 他回忆：“两人彻夜长谈，十分愉快”。 可是，胡博士十分保守拘泥，不敢越雷池一步，使热情奔放的韦莲司十分失望。
同时由于韦莲司的母亲非常保守，反对异国通婚, 对胡适充满种族和宗教成见；又得知他有婚约在先，更是暴跳如雷，演出美国版的“棒打鸳鸯”。 于是她母亲火速把韦莲司召回老家伊萨卡，让她任职康奈尔大学兽医系，以便严密看管。
伊萨卡是纽约州中部小镇、康奈尔大学所在地。
但此时胡已转学到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哲学博士学位，于是韦莲司就把纽约住所，交给他使用。 在这期间，韦莲司使用过的物品，胡适为尊重她的摆没，都原封不动，直到1917年他回国为止。
多年阔别，韦莲司在家乡耐心等待。 胡适再回到美国，不辞辛劳跋涉，特地奔往伊萨卡跟她见面，但“相见时难，别亦难”，他行色匆匆，又要赶回中国。
当时他因赶回中国完婚，但这一事实，不能阻止韦莲司的单相思，她曾写信表达她对胡适深刻的同情：“你俩都是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神台下的牺牲者 。”
此后，身处两地的胡适与韦莲司常有书信往来。
狂狷的韦莲司曾给胡适写过这样火热的情书：“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 ，“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 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
1933年胡适作为文化使者应邀访美时，两人在伊萨卡重逢，这对有情人终有机会得以鸳梦重温。 干柴烈火，本该在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当时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最能表达她的真情：
“亲爱的适，我爱你！虽然我只是个渺小的女人，但相信你也一定爱我。
你的爱情好像空气和阳光，经常笼罩着我。 假如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那是多么美好，就像共同流进山谷的两条小溪。 ”
后来，胡适曾介绍女友曹诚英，到康奈尔大学进修遗传选种专业，韦莲司毫无保留地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可见韦莲斯对胡适的真爱！
1938年，胡适上任中国驻美特命全权大使，虽然没有携带妻室，但地位和责任，不允许他私自会见心上人。 他语重心长地写下了如下诗篇：
四百里的赫贞江，
从容的流下纽约湾，
恰像我的少年岁月，
一去了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
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
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1939年，借参加康奈尔大学校友会之便，胡适回到伊萨卡，他俩才有机会互诉衷肠。 她送给他一只戒指，戒面刻“胡适”的英文名字。
时光荏苒，1946年胡适卸任，她也退休。
1953年，胡适夫妇赴美，就住在她家。 一共住了27天。 可能感受到两人的纯真，“河东狮”冬秀再也没有怒吼了。
1957年，胡适夫妇返回台湾，韦莲司把伊萨卡冷清清的屋子卖掉，支身到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定居。
1958年，她把刻有中文“冬秀”字样的餐具，全送给胡适太太。
1962年，得知胡适去世的噩耗，她把仅有的几千块美金倾囊成立“胡适基金会”，用于出版和译述胡适遗作。 韦莲司也没有嫁人，一直独守着她与胡适的那段感情。
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并忙着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
同时她还收集了胡适寄给她的500封信，送给江冬秀。 这些信件后来都保存在“胡适博物馆”，应该是研究胡适生平的第一手资料。
1971年，她以85岁高龄在巴巴多斯逝世。 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中有完好无缺地保存着的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对她来说，胡适不仅是白马王子，还是她崇拜的偶像。
她曾说过：“胡适不是我个人所有，他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这段震撼人心的柏拉图式爱情，还包含了纯洁的友谊，令江冬秀这个醋坛子也不得不承认：甜蜜的既成事实，彼此就成为挚友。
（三）
再谈一谈胡适与曹诚英：
曹诚英，安徽绩溪人，出身富裕家庭，跟胡适是同乡，比胡适小11岁。
1917年，胡适奉回母命由美国回家，办理与江冬秀的婚礼。 他在婚礼上认识了曹诚英，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她是四个伴娘之一。
但她却和新郎胡适擦出了爱情的火化，这本来有悖常理，但爱情这种事，彼此来电，谁也挡不住！ 此时他们也都没想到，这次婚礼上的邂逅，注定了他们后来漫长的苦涩恋情。
胡适对这位比自己小11岁的伴娘很有好感，曹诚英也很景仰大名鼎鼎的年轻学者胡适。
此后他们开始通信，曹诚英请胡适指导她写诗和修改诗作。
1919年，曹诚英也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嫁。 三年后，由于无所出，诚英的丈夫纳妾，她一怒之下，离婚了结。
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休会期间因病到杭州烟霞洞休养，曹诚英随之而来。 在这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胡适形容，是“驱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也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缠绵热烈的一段恋情，以致有了结晶。
三个月后，回到北平，他提出和太太离婚，江冬秀立即呼天抢地，拿把菜刀对准他，威胁说：“到了这地步，两个孩子我也不要了，我先杀两孩子，再自杀 ！你要到哪里，随你的便!”
胡适当场被吓得偃旗息鼓，落荒而逃，只好悄悄地带诚英去堕胎。
怀念这段苦涩的婚外情，胡适曾在《如梦令》一词中写道：
“月明星稀水浅，到处满藏笑脸。
露透枝上花，风吹残叶一片。
绵延，绵延，割不断的情缘。 ”
此后，胡适帮助诚英念完南京东南大学农科。 1933年，他介绍她到康奈尔大学进修遗传选种专业；此时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正是胡适的美国女友韦莲司。
1937年，她取得硕士文凭回国，在安徽大学农学院执教，成为中国首位农学女教授。 她不仅农学有专长，还善诗能文。 对胡适一直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鸿雁不断，相互都品尝着苦涩的婚外恋情。
1939年，她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那是一位留美博士。 可是江冬秀怀恨在心，穷追不舍，极尽诋毁之能事，以致男家退婚。
曹诚英因别人毁谤她，气得要上峨眉山做尼姑。
这件事，在胡适1940年年2月25日日记中，有明确记载：
“吴健雄女士（按：吴健雄是胡适的学生，曹诚英的同学和朋友）说：友人传来消息，佩声（即曹诚英）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人伤感，佩声去年旧历 七夕寄一诗云：
孤啼孤啼，
倩君西去，
为我殷勤传意。
道她未病呻吟，
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
弃家弃职，
来到峨眉佛地。
慈悲菩萨有心留，
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 邮印只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
曹诚英有出家念头时，胡适远在大洋彼岸任中国驻美大使，已经鞭长莫及，幸亏其兄曹诚克力劝她下山，才没有削发为尼。
1941年年春，吴健雄再次传递了曹诚英的讯息给胡适。 吴健雄在信中说：
“连接佩声信，历述三年来苦况。伊身体素弱，近更百病皆生。据其他同学来信云，佩声肺病已达第三期，令人闻之惊骇！佩声之聪明才能 ，在同学中不可多得；惟不能驱情魔，以致怀才莫展，至以为惜！
伊每来信，辄提及三年来未见先生半言只字，虽未必如此，然伊渴望先生之安慰告知”
胡适于是托吴健雄带一封信给曹诚英，并附上300元美金：
若还与她相见时，
道过真传示;
不是不修书，
不是无才思，
绕清江，
买不得，
天样纸！
多么凄艳的情诗，多么令人感叹心酸！
曹诚英对胡适，一直是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鸿雁不断，相互都品尝着苦涩的婚外恋情。
人们都说，胡适是“文化的巨人，爱情的侏儒”。 试问：又有哪一位男子婚姻不成，却能对情人如此一竿子负责到底？
直到1949年2月，胡适经上海准备离开大陆时，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请胡适吃饭，请来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曹诚英作陪，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当时曹诚英曾劝胡适留下来，胡适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听从她的劝告，还是跟着蒋介石到了台湾。 从此两人鸿雁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
她支身滞留大陆；之后两岸两重天，音讯中断。 诚英曾用诗句表达自己的心情：
“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
在新中国，她在沈阳农学院任教。 她对自己那段刻心铭骨的爱情埋葬在心灵深处，也没有人记得起这位徐娘半老的教授和“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过一段浪漫情史，因而逃过了历次政治 运动的迫害。
当年国内生物学界推崇以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魏斯曼-摩尔根主义遗传学被斥为异端邪说，而曹诚英在美国所学的遗传学是属于后者。 他适应潮流，遂改研究马铃薯育种并取得卓越成绩，成为中国头号的马铃薯专家。
她1958年退休，落户老家绩溪。 她原想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但当时中国正在大办人民公社，取消私有制，她的设想游离现实，因而一一落空，生活上十分清苦孑寂。
1973年她患肺癌病逝于上海。
曹诚英留下遗嘱，把一生积蓄重修杨林桥，这正是外界进入绩溪必经之路，也是她和胡适相约安度晚年的地方。
她遗体安葬在公路旁，她想在这里静静地等待，有朝一日，胡适重回故里，她将张开双臂迎接他。 她哪里知道，胡适先生已先她十一年撒手人寰。
1990年，胡适得到恢复名誉，他和曹诚英教授来往书信也得到公布，来到“江南才女”墓地的瞻仰者络绎不绝。
李敖1962年所煽起的中西文化论战
(一）
近一百多年来, 国内中西方文化优劣的论战, 累见不鲜.
最早是在五四运动时期.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爱国主义和民主运动. 在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文化，探索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其中中西文化的 比较和冲突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因此中西文化论战在五四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封建文化的束缚，需要向西方学习，吸收现代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 他们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榜样，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应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留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实现中西文化 的融合与共生.
总的来说，五四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和探索.
1962年在台湾由李敖也掀起一场中西文化论战!
现在让我来谈一谈: “1962年在台湾由李敖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论战!”
谈到”文化”, 首先要问”文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文化这一词汇, 它是具非常广意的含义, 很不容易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 但我个人认为, 文化就是一个族群, 共同生活的一切呈现!
知名作家龙应台曾说:
“确切地说,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 因此, 品位、道德、智能, 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内涵博大精深, 这种优秀传统的中土文化, 它是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 让我们常常感到自傲!
但近一百多年来, 由于欧风东渐, 西方文化入侵中土, 更由于满清末年, 清政府政治腐败, 国势趋弱, 累受外国列强欺凌, 国内一般有识之士, 念兹在兹 , 不断地在寻求富国强兵之道, 并探求中西方文化之异同, 为何西方的科技文明会比中土进步得如此神速?
有人认为, 这都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只重人文学术之钻究, 而忽略对现代科学之研发, 有以致之!
因此曾经有人主张: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或”截长补短, 学习别人家的长处”; 但也有人认为, “要学人家, 就应该学得彻底, 最好全盘西化! ”
1962年在台湾, 由李敖所扇起的中西文化论战的起因是:
1958年, 胡适从美国到台湾, 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后, 目睹台湾岛内的政治气氛十分沉闷与压抑, 特别是文化方面, 保守势力非常活耀, 内心是相当痛苦的. 他作为代表以西方稳健 型为文化发展模式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 当年在台湾不断地为学术独立和言论自由, 而奔走呼吁.
1961年11月, 胡适在台湾召??开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著名演讲, 他说: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 没有多少精神成分. 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 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 还有什么文明可说? 一个文明容忍 “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 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 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 而不值得过的, 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 把疾病看作天 祸, 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 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 心智也颓唐了, 就 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 的确, 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 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 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智 识上的准备. 因为这个近代文明, 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 正是要利用人类智能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
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 我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能来寻求真理, 来控制自然, 来变化物质 以供人用, 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 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 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解放出来, 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 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 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
殊不料, 这篇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讲稿, 立即遭到了卫道士诸公如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政论家郑学稼等人的“口诛笔伐”, 甚至恶意诋毁. 一时间围剿、 责难的文章纷纷出笼, 热闹不已.
徐复观说: “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 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 来诬蔑中国文化, 诬蔑东方文化, 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 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 院长, 是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 我之所以这样说, 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 不懂史学, 不懂哲学, 不懂中国的, 更不懂西方的, 不懂过去的 , 更不懂现代的, 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 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 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 发而为狂悖的言论, 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 文化的方法, 以掩饰自己的无知, 向西方人卖俏, 因而得点残羹冷炙, 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 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
此时徐复观已近六十岁, 颇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率性. 有人称他是一位“天赋热情充沛、疾恶如仇的人, 常会因情绪激动, 破口直言, 而笔锋又凌厉 尖锐, 不免予人以刻薄的口实之之感”.
这时胡适已在病中, 似未有任何答辩, 但他在去世之前曾激动地提及这件事.
接着, 老立委胡秋原在《文星》第五十一期（1962年1月1日）上发表二万七千字的长信《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 他不以胡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然, 警告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二者选一, “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 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 到最后是 亡国”, 同时告诫年轻的朋友们应当“认真的、规规矩矩的做人, 认真的、规规矩矩的求学, 以便将来有机会认真的、规规矩矩的立国”.
胡秋原的这一“荒腔走板”的论说, 立即遭致当时文星主编李敖的反驳.
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 一枪连挑五十几位中国三百多年来的古今人物, 并直截了当地声称这些人都是有病的. 这些病包括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等等, 不一而足.
他甚至还认为“取长舍短, 择善而从”地面对西方文化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他说: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 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 你若想占有她, 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 企图改正美人缺点, 就是妄自尊大的厚颜;?? 因此“我们 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钟表、番茄、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 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 疯狂”.
李敖后来在《文化论战的一些史料与笑料》一书中, 将胡适的那篇英文讲稿以及自己这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视为这一场论战中“真正在思想'趋向' 方面指路的文献”, 而“其他的大量文字, 有的是这条路上的压路机, 有的是这条路上的拦路虎……”
（二）
当《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发表后, 李敖自己也惊讶了. 这篇文章竟给他带来了始料未及的“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 一时间是 “数不清的来信, 数不清的批评、赞扬、支援、恐吓, 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的辩驳讨论”. 李敖突然发现自己此时已然成了《文星》上的一个焦点人物. 于是聪明过人的他开始反击了.
就这样, 一方以李敖为首、另一方以胡秋原当帅, 一场言论两极、硝烟四起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于焉而爆发!
参加论战者, 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许登源（ 台大哲学系助教）、洪成完（台大数学系助教、何秀煌（台大哲学系讲师）、陈鼓应（台大哲学系助教）等中青年学者.
站在胡秋原这一边的有徐复观、郑学稼、叶青（任卓宣）等资深政论家.
1962年4月, 李敖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发表《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 郑学稼则有《论白话文和白话文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 同期的还有 居浩然、许登源、洪成完、李彭龄、黄富三、东方望、孟戈等人的文章.
东方望在文章中嘲笑徐复观做人不够恕道, 在胡适生前大肆攻讦, 此时又为文大捧, “在古今中外之褒贬文章中, 两个月之内, 如此转态度者, 当推徐复观教授为 第一”.
居浩然在文章中也为胡适的“西化”运动辩护, 他认为现在的“全盘西化”, 应是专就以近代西洋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技术而言, 说到底就是“全盘科学化和全盘工业化 ”, 同时批评胡秋原的“俄化”问题简直“不知所云”, 甚至提出要与胡秋原公开比试一下英文的“读、说、写”能力, 且开了个洋书单, 要他“不妨 认真将这些书读通, 再谈知识社会学不迟”. 其文字充满挑衅而不留余地.
李敖则在文中嘲笑徐道邻的文化观念中无不渗透着“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 想以万花筒的方式, 来维持各地文化传统于不堕, 分明是在替“传统派做嫁衣裳”, 又说胡秋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 他的长篇大论矛盾百出, 仅“超越”一文就有自相矛盾三十七处之多.
许登源在文中批评胡秋原以“立正、向前看、超越、前进”来比喻“超越”完全是一种口号, “一点也没有说到具体的方法”, 逻辑观念也不正确, 并建议胡秋原“ 应修好大一逻辑”, 再“吃一帖强烈的泻药, 把自己杂乱无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逻辑等毛病统统泻去”, 完全是一种轻蔑的口吻.
洪成完攻击胡秋原《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一文, 认为一个“渊博常识”的知识分子, 除了先天因素外, 还必须多读及格的书, 多做硬功夫, 如果不了解及 接受新知识, 对于尚在争论中的问题狂加断说, 他便没有资格谈现代化问题, 胡秋原不过是一个“头脑不逻辑”、昧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蜘蛛式的玄学英雄 ”而已, 于是奉劝胡秋原“勿玩弄名词, 也勿被名词玩弄”, “多动大脑多思考, 少动小脑耍笔杆”.
李彭龄针对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过分廉价的中西文化问题》两篇文章而戏之, 怀疑徐氏根本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了解过胡适, 徐复观笔下的胡适之, 毁也好, 誉也罢, 也就“无啥斤两了！”黄富三在驳斥徐复观时认为: “胡先生是说东方文明只有极少的精神价值, 并不是说??东方文明根本没有灵性. ”他问道: “凡是 人便有灵性吗? 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有灵性吗? ”至于妇女缠足问题, 胡适不过是举出“包小脚”这个例子, 是想说明中国文化中缺少“精神成分”, 徐对胡适的批评 “只是向空中虚放一响而已”.
孟戈则在文中大声呼吁“我们年轻的一代, 要痛痛快快地接过这位大师交下来的历史接力棒……我们不能再兜圈子了, 再兜圈子什么都完了！”虽然《文星》在 上一期的“编辑室报告”中还特别强调“来稿只要是理性的, 而不是肌肉冲动——例如谩骂, 人身攻击, 我们将尽可能的刊载”.
可这一期的《文星》就几乎成了一本反胡（秋原）反徐（复观）的专辑, 其中“四篇围攻胡秋原, 三篇围攻徐复观. 即使徐道邻的一封短信, 也 遭受无情的批判. 作者们熟练地运用逻辑辩证技巧, 毫不留情地把对方逼到墙角, 再用教训的口吻数落对方, 要他们回去多读点书再回来辩论”. 如此猛烈的文字火力, 让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如坐针毡, 他们迁怒于《文星》, 实际上也是在责怪文星的出版人萧孟能.
就在这时, 胡秋原却突然翻脸了, 再也不愿回到《文星》来了, 而是转移阵地, 开始在《世界评论》上撰文反击《文星》上的年轻人. 他把居 浩然、李敖、许登源、洪成完四个人编为甲、乙、丙、丁四号, 予以个别批评, 甚至怀疑《文星》敢于有组织性地连篇刊文攻击自己, 是有一股势力在迫害 他. 这让萧孟能多少感到有点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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